儿子也相当以她为荣，在学校里做演讲：“我以我的妈妈为骄傲，她是中国的节目主持人，10个中国人里有9个都认识她。”
“同学们都不相信。他的同学都是首富政要的孩子，‘我爸都没有这么有名呢’，都觉得他吹牛，他们不知道曾经中国电视的情况。他回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，我说这是事实，但并不值得骄傲，因为这是妈妈的工作。他说不，我就是以你为骄傲。”
倪萍的儿子可以说改变了她的职场命运，而与他血肉相缠成了一种比他人更深刻的生活常态和理想，她说自己有时候会跟儿子聊聊他的未来，“我还是说你放松，你自己去选择考什么样的大学，什么样的专业。
说到他的爱好，就是打游戏。现在学习这么忙，他还抽空每星期和同学打游戏、联网。我看他打游戏够辛苦的。应该说我们这些年的经历锻炼了我，更锻炼了他。他很坚强。这一点我挺欣慰的。”
身为一个集体主义时期的过来人，倪萍思考问题的最小单位从来不是个人，而是集体、家庭，天然地接受了个人利益于此的让步。从生长环境到工作环境，从来也没有给她提供过自由舒展、恣意而为的可能性。
而影响她至深的姥姥的核心价值观是“人生来就要受苦”，她以此支持过了自己人生中的各个艰难时刻，她对求助者建议的那些委曲求全，何尝不是自己经验的折射。
她的情感经历几经坎坷，在山东的第一段婚姻她形容为“挫败”，“内心深处留下了永久的创伤”。之后与陈凯歌的恋情里毫无保留地奉献，事后回顾起来，“没有一点尊严”。
与儿子的生父在八年婚姻后亦告仳离。亲情上亦是如此，从小父母离异，母亲严苛，清冷，她纵是有名的孝女，至今也没有和母亲有过一个拥抱。
她在书里这样归纳自己：一个太自尊的女人往往太注重意志的磨炼，而忽视了情感的建设，或者说是对情感的修养。
她的人生里有太多的，为了一段关系尽力付出，却不导向快乐，只照见自我的压抑。过去的报道里写倪萍热爱大家庭生活，家里几代同堂，热闹非常，然而我们向她求证时，她说：“我从来就不喜欢，我喜欢自己待着。那时姥姥在，大家来看她，我也不能撵人啊，成天光给人做饭了。”
如果人生可以有其他选择，她何必委曲求全。曾经接受媒体采访，她说下辈子希望没有家庭没有父母没有孩子，最好还是个神经病——因为在这辈子，没有其他的可能。
“中国的家庭在世界上都很特殊，你说重视亲情吧，可很多麻烦、苦难都是亲情带来的;你说不重视吧，没有亲情就活不了。”倪萍对我们感慨。
唯一例外的，是做一个母亲。“每次想到做母亲，我就激动莫名。旋即，我又会陷入到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祈盼之中，愿苍天赐予我儿女，愿我早一天成为母亲。”她曾如此恳切地写下这些文字。为孩子付出，是她最心甘情愿的——于这中国的大多数母亲，或许亦多如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