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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,找一个好工作,回报他们
高考后,杨媛在家闲了不到一周,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,做服务员。
母亲胡群芳让她跟朋友出去“好好耍一下”,她却说“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出去”。
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,打完这份暑假工,可以挣下将近半年的大学学费。而这笔钱对于这个还欠着债的农村家庭来说,并不是无关轻重的数目。
3年前,杨家的几间砖瓦房因为修公路而拆迁。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,他们盖起了两层小楼房。但为此,家里欠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。
从2000年开始,父亲杨富强就去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拉萨打工。他是一个水电工,在建筑工地上埋电线,有时还会在冻土中挖下水管道。这个身高1.7米的农民工,体重还不到100斤,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。
杨媛房间里的书桌上还堆着复习资料,只是添了她的遗像。
如果一年的活儿顺利,杨富强可以挣4万元,再加上租出去的3亩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钱。这笔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,以及一点点地还债,补家里的“大窟窿”。
杨媛还有一个弟弟,没考上高中,读了一年的职高,就放弃念书了。去年,这个还不到19岁的男孩也跟着父亲,去西藏打工。
弟弟至今还没回家奔姐姐的丧,因为除了父亲赶回家那张机票,家里已经匀不出钱再给他买一张。
一直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,杨媛的生活半径很小。她从没有离开过四川省,唯一一次离开崇州,还是2008年的时候,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华阳的表哥家里做客。
杨媛在表哥刚买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里呆了两天,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,也没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样。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楼生活,以及在表哥下班后,和他拉了几句家常。
就在几年前,这个表哥只是杨媛远在重庆山区的穷亲戚。他们一家有3个男孩,住的是破旧的砖瓦房,父亲是瓦工,母亲还要给别人做保姆,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。
杨富强记得,“早些年,他们家条件还不如我们家”。不过,这3个80后的山区农村男孩,有两人考上了大学,老大还读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。他工作后没多久,就在成都市郊买了第一套房子。
有时,杨富强会跟女儿杨媛说:“这几个表哥就是你们的榜样。”
杨媛不多说话,乖巧地回答:“爸爸,我晓得了。”
2009年,杨媛考上崇州市最好的高中——崇庆中学。但是去年高考,她的分数离本科线还差十几分。
父母眼中一直都很懂事的杨媛,闹了几天情绪,“不开腔,不说话”,不爱搭理人。杨富强回忆说:“她很少会在我们面前闹脾气的。”
杨媛决定复读一年。她曾经说过:“我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。”坐客车都会晕车的她,却一直想“考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上大学”。
这个开朗爱笑的女孩,经常在跟朋友说起父母打工养活自己如何辛苦时,直掉眼泪。这让朋友们“无所适从”。她曾向最好的朋友吐露:“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,找一个好工作,回报他们。”
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,明年几乎没有机会,已经无路可退了
杨媛和大多复读班同学一样,都觉得“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,明年几乎没有机会,因为没有青春再来一年,已经无路可退了”。
去年,班上50多个同学参加完高考,有十几个人选择复读一年。在崇庆中学往届的复读生中,还有人考上清华大学。
这一年,杨媛更加努力,改掉了“静不下心来学习”的坏习惯,还会克制自己爱哼歌的“毛病”。在她的课桌旁边,放着一个边缘破损的白色整理箱,箱子里堆满书本和试卷。她的教科书,大多书角翻卷起来,纸张揉得像是一碰就会破掉。
有时,同桌李慧蓉看到,杨媛在看书时会走神,对着窗户发呆。对此她解释说:“我想的事情太多了。”
杨媛有个习惯,每次考完后,会在成绩表上做一组计算题。高考前的“二诊”,她考了457分。她在成绩表上各科分数的旁边,给语文加上“1分”,数学加上“17分”,英语加上“17分”……这样,她的总分就可以达到“520分”。她还算了一下,“520-457=63”。在竖等式的旁边,她写下一行字:“相信自己,脚踏实地。”
她几乎没有清晰地跟人描绘过,到底要上哪所学校,读什么专业,将来从事何种职业。但是,她对同学说,“一定要考上‘二本’,还要冲‘一本’。”
她跟父母说过,“三本”学校太贵,所以不想读。去年高三,她还想过考军校,因为费用全免。她参加了体检,填了政治审查表,但最终分数不够,没考上。
一旦考试分数要和钱挂上钩,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,就会显露出她的脆弱。
在李慧蓉的记忆中,杨媛在复读时情绪最沮丧的一次,是因为今年1月的“一诊”成绩不理想。在这次考试中,她的成绩排名比以往下滑了20多位。按照学校规定,这个分数不在“费用全免”的档次,要交1300多元的“辅导费”。
这可能是杨媛在复读一年中遇到的最大挫折。这个平日里爱笑的女生“哭得很伤心”,不止在一个朋友面前表露过难受。
在杨媛的父母看来,女儿是爱跟他们说心里话的。但其实,杨媛在离开这个世界时,还是带走了一些她不愿意告诉父母的小秘密。
说起女儿的复读,胡群芳一直以为,“学费不花钱”。杨媛从没向她提起过辅导费的事。她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借了钱,一直到高考结束,才还完这1300多元。
那段时间,杨媛总说自己“身体壮”,嚷着要减肥,晚上不去食堂吃饭。复读班的同学大多每周花销120元左右,家里给杨媛80元,但是她“最多只花50块”。
另一个秘密则是她这一年的关键词——分数。杨媛每次向母亲汇报自己的考试成绩时,都会略微“修饰”一下。在胡群芳的印象中,女儿跟她说三次诊断考试的分数分别是“510、490、500”。但是,从她的成绩单来看,这是她给自己“加分”后才可能达到的分数。
她背回家的那个灰色书包,至今还放在她的床上。书包的最里层,几本复习资料中间,夹着几张叠成豆腐块儿状的考试成绩表。